救世主，他只是一个关心百姓生活的人。

内心温柔的他，越来越觉得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。

当然，党内部持“和平救国”观点的，不止汪兆铭一人。周佛海、顾祝同、熊式辉、梅思平、陶希圣、胡适、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“低调俱乐部”，主张和平救国。

“低调俱乐部”是胡适起的“雅号”，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。周佛海说红门、山西派以及一切失意分子，都很明白地，抗日是干倒姜瑞元唯一手段。他们因为要倒姜，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。”

姜瑞元也不傻，他打算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，而这些人就利用姜瑞元的高调，逼着姜瑞元钻牛角。调子越唱越高，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。

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，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，故汪兆铭他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，便名为低调俱乐。

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，与“低调俱乐部”中断了联系。

汪兆铭虽不直接参加“低调俱乐部”的活动，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，无形中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“和平运动”。“低调俱乐部”批评主战派的主要焦点在于两处，也即是委员姜瑞元等主战的结果，一个是丢，一个是烧。

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，都给了红门的游击队。红门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，人称‘游而不击，这群苏俄狗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，待军消耗光了，他们就可颠覆政府。

汪兆铭则对此颇有异见主战有主战的道理，不过，主战的目的是呢？为的是国家能够生存下去。如果能达此目的，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。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、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，要说老实话。依我看来，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，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，财政又日益匾乏，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，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。为尽早结束战争，我曾多次向姜委员进言，要打开谈判的大门。”

不过在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，汪兆铭感到已不可能说服姜瑞元等人走“和平救国”的道路，于是他开始走独自的和平道路。汪兆铭最终还是委托“低调俱乐部”的梅思平、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，谈判停战的条件。

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，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。主要人物是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影佐祯昭大佐，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船津辰一郎，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，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松本重治，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。

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，私下与中国接触打探和平的可能性。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，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。

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兆铭出马，汪兆铭则脱离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，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。

对于汪精卫来说，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。

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，搞好了呢，当然对国家有益。搞不好呢，汪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。”

汪兆铭也明白得很，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，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，甚至要千夫所指、万人痛骂，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，劝告汪精卫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”。

汪兆铭考虑了整整两天，最后还是毅然决然的作出了选择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，我决心跳火坑。”

中日战争爆发后，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。

一是快胜论，认为中队不堪一击，可以在“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”。二是持久战论，认为中国国土辽阔，战场的纵深太大，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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