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行山的铮铮铁骨埋藏在大山的深处，太行人的神采和风韵和太行山紧紧地绾在一起，万物的主宰只要把原本属于她们的归还回去，苍天之下大地之上的那份儿鲜亮，就按也按不住。

一场透雨浇过之后，那些和众生紧紧相连的灵秀，在一片苍黄中翻个跟斗儿就来了。山川和大地像一个筋疲力尽的汉子，在睡了一个长长的懒觉之后，伸个懒腰醒了——仅仅几日工夫儿，天底下看得到的地方都又蓬蓬勃勃地绿得醉人了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竟有几种说不清的植物在错过春天的季节里，张张扬扬地又绽开了耀眼的花朵，把那个失落的春天一并合到了火热的夏季里。

那场灾难刚刚接近尾声，中央就召开了七千人大会，对农村经济进行了重新调整，《农业六十条》的传达贯彻和那场透雨几乎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契合。《六十条》的根本，是确立了“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”的农村经济体制，庄稼主儿们看得见的是人民公社、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三级，摸得着的是生产队里土地、劳力、牲畜、农具的四固定。

一群群的人分成一个个生产队，生产队里有百姓们赖以生存且永远属于他们的土地，还有在土地上耕作的牲畜和农具。生产队里的每个人都能分到基本口粮，出工多出力大的人，还有工分儿补贴。队里收入的多少影响着每家每户的收入，队里的富与贫、丰与歉，关联着队里的每个人，庄稼人的眼透亮心透亮——他们那个赖以生存的大家叫“生产队”。

在生产队里，扶不了犁的可以牵墒1，不会耩地的可以担粪，大家都凭工分儿吃饭，靠力气生活，只要做，不论稀稠都饿不了肚子。能力有大小，收获也就有区别，队里每个人的工分儿靠大家评，不折不扣的公开透明，一个工作日总共记五晌工：早起一晌，上午、下午各二晌。好劳力一天五晌挣十分儿工，差一点儿的挣九分儿、八分儿。大家坐下来，面对面地说，拍着良心评，评得太低了自有人替说话，要得太高了自己也会不好意思——那也通不过。

开始的那些年月，生产队的生活有点儿像大同世界。

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大都在相近的区域内居住，生产队的当家人叫队长，生产队的组成人员叫社员。大家都在叫劲，看哪个队的庄稼长得好，比哪个队的社员分的粮食多，队长都用自己的方式召集自己的社员：有敲梆子的，有吹哨子的，有敲洋油桶的……后来的后来，才慢慢有了挂在高处的铸铁的钟。到该出工的时候，各生产队召集人的信号声此起彼伏，绝差不了多长时间，太迟了就给人笑话：一个懒队长，领着一堆懒社员，饿死活该！

在生产队里，白天出工之后晚上到固定的场所记工，一人一个小本本儿，面对面地往小本本儿上写，由专门儿的记工员给往上写，绝不敢多写也不会给少记。个人有账，队里也有账，只有甩开膀子做活儿，小账和大账上才能有工。即使有一个半个的“贼人”，但绝没有“贼”机会。

做出来的事儿端，喘出来的气儿就顺，有个要商量的事儿，记工员只要说一声都别走，忽啦啦的一大片准坐下来。天南海北的事只要敢说，都由你信口地吹，说的、笑的、听的、闹的，生产队里没有寂寞。浓缩了的大社会和放大了的小生活，生产队就是一个舞台，没有高低也分不出贵贱，一样的社员就没有个远近，队长叫扛锄只要不拿锨就能挣工分儿。

工分儿有高低是缘于个人的力气有大小：庄稼人的技术在磨不破的肩上扛着；在满是膙茧的大手里攥着；在压不弯的脊柱上驮着。只有舍得力气，黄土才能变金。工分儿分等次是因为种地的把式分高下：二十四节气环环相扣、息息相关，撒花和点豆早半月长不好，迟半月就减产；啥该种深、啥该耩浅，深的怎样种、浅的如何耩？上肥施药、掐头剪枝、架蔓培土，都有一套学问。

队长倒完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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